华人文化中的逻辑

Lyle Brady
2022年7月2日

华人文化中的逻辑

华人文化中的逻辑——误解与无效争论的常见来源

在中共百年教育和文化扭曲下,绝大部分华人在思维逻辑中丧失了基本的常识。对年轻人来说,会让他们在于文明社会交流中无法自处,这就是绝大部分留学生浪费时间和金钱的原因。对中华文化来说,会让这个古老文明无法进化和跟上时代的发展而越来越衰败。现在最直接的弊病之一就是,逻辑思维的错位,导致很多交流中有意义的思想碰撞,变成了无意义的语言冲突和谩骂。纵观华人媒体,自媒体,朋友圈到处充斥著这种浪费生命无意义的语言冲突。有意义的思想碰撞很容易被这种无逻辑的冲突磨灭殆尽,那麽就会出现有思维,有思考的人不再分享智慧,无逻辑和思考的人四处叫嚣。华人世界将因为失去的思维,而失去文明的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回归上游的理论高度,以我们熟悉的关于政论的对话场景作为案例,总结一下误解与无效争论的常见来源,让大家更清楚怎样去启发开智大众。

注:本文的讨论基于的前提是,这些逻辑错误与无效争论,都是出于思维能力的原因,故意搅浑水与带风向的情况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用下面这个图来概括总结一个陈述 (statement)可能属于的类型, 可划分三个层次:

注:第一层与第二层要尽早充分理解,第三层相对复杂可以暂时放一放

把观点讲成事实

  • 事实:中共还在执政,在联合国依然是合法政权

  • 观点:我认为中共今年不会倒台

  • 愿望:我希望中共立刻马上原地倒台

下面我一个个举例说明。

第一层

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共的官方宣传里,经常故意的把观点讲成事实。

例如:

观点一

中国2021年全面脱贫全面进入小康

“脱贫”“进入小康”这些都是观点,我认为月入十万都是穷,你认为月入一千就不穷了。“贫困”的标准界线可以根据中共的不同需求随时改。想要低贫困率的漂亮数字欺骗中国人来赞许中共的成绩时,就降低标准。而在外国贸易中想要享受欠发达国家的优惠关税待遇时,需要高贫困率,那麽再提高这个标准。中共敢不敢干脆就不要说贫困与否的观点,而是拿出事实,敢不敢如实公布中国老百姓收入的具体量化统计分布.

观点二

中国共产党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这不是事实,那麽中共敢不敢不要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比喻,敢不敢拿出事实,公布官员具体的财产以及财产来源.

观点三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这也是个观点,什麽是中流砥柱?这个定义很主观,并且可以自由的改动。是指抗日战争中你出人还是出钱还是出武器还是国际援助人脉了,还是字面意思上一动不动的一根柱子?中共敢不敢就直接大声说事实,在二战期间共产党具体干了什麽事,共产党直接参与了哪些战役,打赢了哪些战役,美国飞虎队是谁带来的?

老百姓的讨论中常混淆观点与愿望。观点是你的理性评论;愿望是你的内心所期望的,是相对感性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共,都有这种混淆。

混淆

  • “中共国的前景很不乐观”
  • “你为什麽不希望中国好”

这就是混淆了观点与愿望。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好,但我很希望中国好,前者是观点后者是愿望,一点也不矛盾。反共的人当中也很常见,比如当我们表达出,灭掉中共这一件事并不能够解决中共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前景表达出悲观的看法时,就会有人说 “你竟然不想让灭共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你是大外宣吗?” 换一个角度,大家想想这个逻辑:如果你内心希望事情怎样,你就头脑便也认为事情就是那样,那不就是做白日梦吗?

第二层

观点又可以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名词解释

  • 事实判断:你认为事情现状【是】怎样的
  • 价值判断:从义理和价值观出发,事情【应当是】怎样的

例一

  • 价值判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 事实判断:王子犯法何曾与庶民同罪

我在一个剧中看见过两个人就此争论,其实两个人对是非的观念是一样的,但在说不同的东西。这种现象非常常见,一个人在判断事实,另一个人在说道理,两个人便无效沟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是价值判断,是非黑白不应该因为身份和权力有任何不同;而历史上发生过的多种案例中,太多太多用钱或权就能免罪的例子,事情并不【是】它所【应当是】的样子,所以两者完全不矛盾。我们要认清现实还是不同程度的权贵社会,总有人以权压法,同时,我们要更要清楚这些现实是社会的弊病,我们要努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欺骗自己假装问题不存在,也不能知道问题存在却苟且迎合。灭共不能靠鸡血,改变不能靠念力。

例二

  • 事实判断: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是个男权社会
  • 价值判断:但社会不应当这样,个体没有义务迎合男权社会的规矩,性别性别本身不应该作为选择与评判的依据

推广一下,一种现象普遍还是稀有,是否被广泛接受,与它是否义理正确,是两回事。人人都这样,不等于它对,没有人这样,不代表它错。如果每个人都在做不对的事并且不会被指责,那麽很大可能是有一些系统性问题,这时就必须从制度上去反思了。我画了下面这个四象限图来归纳:(同一种事物,纵坐标不变,因为善恶不由时代决定,时代决定的是某种恶是“必要之恶”还是“非必要之恶”,而不决定它“是否为恶”。横坐标变动,则代表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垒山”意思是突破人类目前的上限,“填坑”是指,鉴于中共国现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其它很多国家,把这个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差距补上。)

例三

  • 事实判断:现状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成为了中共系统化洗脑流水线的产品,都带有“中共味”,中国人被塑造出的属性与中共分不开。
  • 价值判断:应该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虽然多数中国人被中共洗脑的已经是非不分,但中国人不该承受中共的洗脑。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劝说别人的界线在哪里。我们常会说“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有“要去启发身边的人改变想法”,看似矛盾,但实际不矛盾。同样,前者是价值判断,后者是事实判断。我们不会去要求一个人“想要追求什麽”,而是在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麽”这个前提下,去帮助他们审视他们对自己的追求理解到了什麽程度,他们的行动和心态与他们的追求是否匹配。

混淆

  • 如果你想推动社会变革,就要(怎样做)
  • 但是普通人就是只想舒服的过日子啊

这里第二个人就混淆了第一个人所说的不是价值判断“你应该去推动变革”,而是事实判断“在你想推动变革这个前提下,你需要做什麽。

这里展开一点:充分 vs 必要

充分vs必要

  • “即使中共倒台后,中国人去除红色基因走向现代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靠灭共不能解决问题”
  • “你什麽意思,所以你是说不要灭共了吗?你是只反共不想灭共的党内改良派吗?”

这里第二个人就是没弄清楚必要和充分的区别。 我们的目的是改变土壤重塑生态,让中国人个体真正强大起来。灭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多个必要手段中的一个。但如果不灭共,其它的手段便根本无法实行。所以,灭共是不充分的必要条件

第三层

事实判断的细分中,有两个常被混淆的:手段和目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下面的细分。保守和进步,是在说目的还是说手段?为什麽有的保守派和进步派可以和谐相处互相促进,甚至可以做感情很好的配偶,有的却水火不容。假如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目的是让社会越来越进步,个体越来越自由不受任何非自己选择的属性所束缚,但在相同实现目的的手段上有人保守有人激进,那麽我们可以建立良性竞争关系,友好合作关系,以及认知上的兼听则明。相对激进的负责向前冲打破僵局,相对保守的负责善后。而如果价值观有直接冲突,一方认为人只可以这样,另一方认为人除了这样也还可以那样,大概率便会水火不容了。

非常多的华人对这两个概念分不清楚。比如普京就属于,目的极其守旧,很多观念还停留在沙俄时代,同时用最最最激进最邪恶的手段去实现他的目的。很多华人却正好理解反了,把普京理解为,西方文明中以守护自由为目的的保守主义。

在中国还有很多被颠倒了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为什麽人权高于主权

人权是目的,主权是必要之恶的手段,并且只是多个手段中的其中一个而已。主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当一个主权对人权的伤害远多于对人权的保护时,它就不应该继续了。可以延伸到,任何物理组织也都是手段,本身没有意义。组织必然带有邪恶,或者说组织容易激发人性的恶。但在一个健康的机制中:组织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并且不会成为唯一的手段;个人对组织的依赖小;组织松散,去形式化;不同组织之间有制衡;组织来去自如。

法和理的关系

法律在执行上应该高于任何权力,并且程序一定要正义,对待坏人也要走合法的过程。同时呢,对于具体法律的评价,在长期来看我们也要不断反思法律具体条文的局限性,不断完善法律,让合法与合理的差距越来越小。理才是目的,法只是手段,只是理这个东西太抽象,所以必须用具体的法来规定,这种规定不免就会或多或少的产生一些偏差, 造成了法律的局限性。而中国人对法律正好相反,在行为上尽可能的钻法律空子,或者以权压法,同时呢,又把法律当成青天大老爷给自己做主,认为规定就是绝对真理。

信仰和宗教之间的偏差

与法和理的关系类似。宗教和信仰不是一回事。宗教是信仰的其中一种(不是唯一一种)表达形式。信仰不需要通过宗教,有宗教也未必就有信仰。信仰是超越了理性的灵性,是个人更高层次的精神旅程,是抽象的。而宗教是比较现成的整套信仰的表达手段,比较具体,易学易用,并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信仰没有物理定形,因为人不断的准寻成长自我超越而有意义。而很多宗教权威人把信仰定义为统一的形式并强迫大家接受。题外话,还有一种,遇到事情就烧香拜佛,也不是信仰,而是在与神做交易。科学也是一种信仰或宗教:即使没有先例,没有足够的逻辑支持,依然乐观的相信科学的潜力科学的多种可能性,这是科学信仰;而告诉人们 “trust the science” 这是科学宗教。在这里我想再澄清一个逻辑点,宗教和信仰是两回事,但不是说它们非此即彼。独立的两个方面可以组成四个象限的组合:有宗教有信仰,有宗教无信仰,无宗教有信仰,无宗教无信仰。中共就是个没有信仰的邪恶宗教组织。

做科研,科学是目的,论文只是手段。

论文是表达科学的平台,是科学的载体,所以是服务于科学的。所以,以事物的绝对价值来说,论文本身没有意义,而是作为承载了有意义的事物的手段。然而在中国大学,这个目的和手段完全颠倒了,人们的目的就是发论文,而不关心科学。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由于文化原因在亚洲更严重,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共同加成作用在中国最最严重。这一点会在下一篇的科学专题中详细展开讨论。 手段是为目的而存在的,手段本身没有意义。这不等于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看似矛盾,我来解释一下。结果和过程都是目的,结果是短期效果,过程的意义则是短期体现不出来,但埋下了一些种子,日后便有潜力发芽产生长期效果,或者过程本身也能带来一些预想结果以外的效果。

价值判断可以继续分为“性质“和“影响”两种,说白了就是“对不对”和“好不好”。同样是价值判断 ,事情在义理上“应该”是这样,是因为这样性质对,还是因为这样作用好?

例1a. 过失杀人

性质:没有任何恶意,完全是无心之过

影响:因为你一个无辜的人死了

如果只看“性质”,没有任何邪念,应无罪释放。如果只看“影响”,应杀人偿命。现实中的法律判决则是同时考虑性质和影响两个方面,所以量刑取个中间值:判个几年的有期徒刑。

例1b. 与过失杀人正好相反的,谋杀未遂。

性质:极其恶劣的意图

影响:没有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先不考虑心理方面的创伤)

如果只看性质,这个人在施行预谋杀人简直坏透了。如果只看影响,什麽也没做成。量刑同样折中判有期徒刑。(这个请法律专家确认一下)

例2. 为了结束二战,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

性质:和平是用牺牲了几十万无辜的日本平民换来的,并且还是你主动去决定这几十万人去死。

影响:但是为了快速结束战争不得不这麽做,也确实成功了,起到的效果整体是好的,避免了更大的牺牲。

例3. 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

影响:几个窃听装置,在泄露重要机密之前就发现了,没啥损失。

性质:但性质是很恶劣的,这是对民主宪政的直接挑战。

很多中国人(比如毛泽东)认为水门事件“芝麻大点小事却搞得天翻地覆”, 便是只考虑到眼前的直接影响,而不在乎这件事的性质。为什麽性质和影响同样重要?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从实用主义考虑,很好或很坏的性质,却没有产生强的影响,多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具备所以没能成功; 一旦成功了,一旦影响与性质的程度一致了,影响将也会是强烈的。 比如谋杀未遂,可能因为要开始行凶那一刻时,凶器突然被风吹掉了,基于“就是想剥夺别人生命”这个性质,那麽下次如果凶器不丢,很可能就会真把人杀了; 水门事件中这是及时发现了窃听器没造成什麽损失,但如果没发现呢,如果被安装了更隐蔽的窃听器呢,很可能真的造成严重的民主宪政危机。

第二,从审美认知考虑,对于性质的态度传达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会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让好的制度可以有效实行的文化根基,或者可以抵御坏的制度的文化惯性。“我们这麽做,不是因为这样有效果,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

我们也可以用价值判断中“性质vs影响”这个思路,把中国人对中共的认识,分为四类。

  1. 中共对中国人很善良(性质好),同时也真把中国人的民生搞得很好 (影响好);
  2. 中共虽然完全不关心老百姓(性质坏), 但是客观上确实把这个国家民生搞好了(影响好);
  3. 中共想让中国人过得好(性质好), 但是做坏了(影响坏);
  4. 中共本质上很邪恶(性质坏),并且也确实把中国搞得烂透了(影响坏). 我们知道是第四种, 而针对前三种,相应的启发方向侧重点也是不同的。我画了下面的四象限图。

说到这四个象限,我想简单谈谈关于“中共铁拳”的作用。我们听说过这种说法 “这些爱党的人就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没遇到事,等到挨过中共的铁拳就能醒过来了”。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中国老百姓“记吃不记打”,被折磨的再惨再愤怒,等到过去这一茬依然继续爱中共感党恩。我认为,铁拳的主要作用是,打破对中共的幻想,而并不能带来思想。铁拳最能起到作用是对于这四象限中的2. 这类人 (认为中共性质差但效果好), 已经看到了中共本质是邪恶的,只是还贪图一些既得利益,或者认为中共虽然坏但是对我不至于造成多大危害吧,客观上还是能带来好处。这时铁拳可能会改变他们对”影响“的认识, 彻底不再对中共抱有希望。3. 也许会以为铁拳只是地方政府权力的罪恶,依然相信中央,而不会去质疑整个体系。而对于1. 我们要更努力的想想办法,这类人即使少数通过挨过中共铁拳而所谓的”醒悟“,也许也不是理智上的觉醒,而是在缺少思想、并被打碎幻想之后的空虚后,随之而来的臆想,很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为了反共而反共“。(这个请Martina确认一下我的推断)

这一部分最后再留给大家自己思考一个问题:平庸之恶,因为愚蠢而做的恶,分析它的性质和影响。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要的就是大家开放性多角度思考。

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性取向歧视等等,只有观点和愿望才与歧视相关,事实则和歧视无关。 举例说明。

歧视

-“穆斯林人都是恐怖分子“(观点-事实判断)

-“女性不应该事业心比丈夫强“(观点-价值判断)

-“我希望黑人全部被种族隔离“(愿望)

这三个都是毫无疑问的歧视。 (甚至就连愿望,只要你的愿望(假如实现了)不会束缚了其他人的自由,也不是歧视;比如把”我希望黑人全部被种族隔离“换成”我个人不想要和黑人来往“,则不再是种族歧视。 ”我希望所有女性都没有丈夫事业心强“这是性别歧视,而换成”我自己想找一个没有事业心的老婆“则不能说明性别歧视。再退一步,如果只是内心的一个愿望而并没有任何言行,那麽任何内心活动都是个人的自由。)

事实

“根据闫博士三篇报告,可以得出COVID-19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军方实验室的超限生物武器”

这是对于事实的调查,则与歧视毫无关系。调查出来的结果无论有罪方的身份是什麽,是谁干的就是谁干的。如果把对于事实的调查混入”观点“,才会干扰调查的客观公正性。 当我们推动呼吁对中共军方实验室调查COVID病毒来源, 面对中共大外宣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美国人指控“歧视中国人”,我们的很多朋友都会反驳说 “把中共与中国人要分开,调查中共不是歧视中国人”,这句话本身虽然完全正确,但它与主题无关,这句话可能会被解读为”那麽如果调查的不是中共而是中国人,就是歧视中国人了?“。为了不引起误会,这句话还是要说,但我们同时还应该加一句:调查事实与歧视无关,调查中共军方实验室, 是因为多种现象和情报都指向CCP-PLA实验室有最大嫌疑,科学方法很自然的就是会指向它作为下一步应该做的。

可能大家会问,“事实”,与观点中的“事实判断”的区别。

大家可以先从广义上的“事实”与“观点”的区别来区分。事实是对现象最直观的记录,不涉及推断(inference),只要没有人为的错误,则不会有偏差。 而事实判断是间接的推论,所以即使逻辑正确,也有可能得出错误的事实结论,判断会有一个准确率。

相关信息

“你的血常规,白细胞高于正常值”。

这是事实,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白细胞的数量。(假如观测的结果没问题), 数量多少就是多少,有具体的浓度。不存在“我认为白细胞有多少”,除非你盲猜。

注意

“你的高白细胞数,指向你有炎症.” 这不再是事实,而是观点中的“事实判断。

首先,这句话不一定正确,白细胞升高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炎症。其次,”炎症” 也不是一个直接事实,因为炎症就是一类指征的概念性总结,所以本身就带有“判断”的属性。

还有,一个疾病的统计数据是事实,而根据这些数据预测一个病人的预后前景,则属于事实判断。 观测气象是记录事实,而天气预报是事实判断,(我们知道,天气预报从来不是绝对准确的)。

所以, 科学不是“事实”,而是【基于事实】的“事实判断”。 科学与技术有明显的区别,技术是基于知识做产品,科学是重新审视这些知识的局限性、创造新知识、从而最终改变人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方式。你的这个“事实判断“不够好或者有局限,或者虽然结果正确但是出于错误的原因,我这里有新的”判断“,这就是科学的进步。没有批判和质疑,就没有科学。如果科学就是事实,那根本不需要科学家这个专业人员来搞科学了,把所有已知事实都输入电脑,谁都能检索。警惕中共美化“科学权威“,批斗”诋毁科学权威“的这类宣传。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区别:自然科学中我们是事不关己的观察者,只有“是什麽”,没有“这样好还是坏”;而社会科学中我们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的对象,作为当事人自己就有了“这样好不好,是否应当这样”。所以,自然科学只有事实判断,社会科学中既有事实判断也有价值判断。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麽社会科学没有自然科学客观。

(P.S. 当然,两者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或者说即使是绝对的,我们也无法做到绝对的精确的区分它们。比如,其中一种定义事实的依据是,如果从来没有反例那麽就是事实。但也许有反例我们不知道,或者目前没有反例但不代表以后不会有。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我们都会死”,为什麽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事实,因为关于细胞衰老与雕亡的机理人们还没有研究明白,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预测】未来,既然要“预测”,就带有“判断”的性质。而预测的依据,根据【经验】百分之百无一例外每个人都会死。这就属于哲学问题了,无论“我们都会死”在学术概念上属于事实还是事实判断,从实用的角度,我们当然是都要把它当成绝对的事实来做各种规划。如果一定要在概念上较真,我们可以叫它“准确率100%的事实判断”。区分概念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帮助梳理说理思路的手段,所以也不必过于较真。)

最后,我们来看几个,没能被第一个树杈图所归类的逻辑问题。

a. 同时发生/紧密的时间先后顺序,相关性,因果关系。

寻找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都非常常见的研究方法。而寻找到了的相关性,它不能说明两个统计上相关的两个变量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只是我们以此为基础来进一步推论因果关系的开始。

比如,“从某个统计中发现,冰淇淋的销量越高,溺水的人越多。” 溺水事例的数量与冰淇淋销量正相关,但不能说明溺水就是由吃冰淇淋而造成的后果。因果关系很可能是:因为天气热,所以吃冰淇淋的人多;因为天气热,所以下水游泳的人多从而溺水的也多。所以冰淇淋的销量与溺水数量的共同原因,可能是天气太热了。但相关性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大大缩小了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搜寻范围。如果没有两件事一起,我们会更难直接想到“天气太热了”这个原因。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中共非常耍流氓的宣传:“中共执政七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中共的功劳,也是中共制度的优越性。”

分析一下这句话的逻辑: 这七十年是中共在执政,同时这七十年中国经济很大发展,所以是因为中共中国经济才能如此迅速发展. 这就是典型的“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便归属因果关系”这种逻辑错误。而中国经济是怎麽发展起来的,是有那麽三十年中共暂时的相对来说偏离了共产党的模式,打开国门,搞市场经济,混进WTO,美国的欧洲共同出钱出技术,中共自己再派人走出国门到处偷技术。所以,结论正好相反,中国三十年发展起来的经济,恰恰体现了中共制度的低劣性。

我们在评价一个政客的功过时,也常常会有这个倾向:把在这个政客执政期间所发生的通货膨胀,经济繁荣,民族融合,社会分裂,等等归功/归咎于这个人的执政能力。但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或有紧密的时间先后顺序的两件事,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许这个国家的这些现象,是整个社会各种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无论谁来执政有些事都会发生。

b. 只归因于一个变量,而无视这个变量背后的,上下文、基础条件的不同。

还是一句中共常用的宣传,很多中国人也信了:“我们中国只用了几十年,就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做到的发展,这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我先用这个科研方面的情景类比一下。假如,你的科研课题组对一个问题研究了五年,发了十篇论文,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实际问题;我的科研组用一天的时间读完了你发的十篇论文,并直接应用你论文里的结果,解决了同样的实际问题;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看,我只用了两天就实现了你们组5年才取得的进展, 我们厉害吧”?

这两件事高度相似。在已知的信息不同,知识与技术的储备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比较发展速度,没有任何意义。探索未知就是要花大量的时间。要控制好其它变量你才可以比较你想比较的变量。比如,咱们共同退回工业革命之前,同样都是没有现成的机械工程技术储备,英国探索出来了,发生了工业革命,清国没有,所以中华文化或清王朝制度更优越吗? 或者共同比较现在,在现代信息科技时代,中共国能自己造芯片吗? 你用以现代的已知科学技术储备为基础,发展几百年前的机械化建设,去和几百年前没有这些储备时发展同样的机械化建设,比较发展速度,这严重犯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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